我們不能唯速度，尤其是在轉型發展新階段首要的是經濟增長質量，但是沒有一定的增長速度也是不行的。我們要在提高增長質量的前提下，努力保持中高速增長勢頭。
當前，仍然要把推進“三去一降一補”作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抓手，緊緊抓住處置“僵尸企業”這個牛鼻子，用“釜底抽薪”的辦法去低端產能。
聊城鋼管廠推進新階段的發展，必須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。要積極穩妥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，深入扎實整治金融亂象，切實穩定房地產市場，積極穩定外資和民間投資。
我國對外開放的“后發優勢”已顯著減弱，作為舉足輕重的經濟大國，被動接受全球治理規則的時代已經過去。“一帶一路”是新階段引領國家發展轉型、提高對外開放水平、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主要抓手。
習近平總書記在“7.26”重要講話中提出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”，這是基于對當代世情、國情、黨情深入分析基礎上得出的重大論斷。經濟建設是全黨的中心工作，深刻把握這一論斷的重大意義，尤其需要從經濟領域入手，充分認識我國經濟發展新階段的深刻內涵，堅定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、理論自信、制度自信、文化自信，準確把握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問題和挑戰，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，推動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，為實現“兩個百年”的目標打下雄厚的物質基礎。
習近平總書記指出：“黨的十八大以來， 在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發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基礎上，黨和國家事業發生歷史性變革，我國發展站到了新的歷史起點上”。對于曾經擁有輝煌歷史、近代經歷災難曲折、當代迅速崛起的中國來說，我們進入了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、且仍蒸蒸日上的歷史階段，我們進入了擁有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底氣十足、信心倍增的歷史階段，我們從未像今天這樣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。
新中國開啟了中國現代化的新征程。中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，曾長期雄居世界民族之巔。英國經濟史專家麥迪森在《世界經濟千年史》中指出，中國GDP總量曾經長期居世界第一位，直到1820年還占世界總量的32.9%。但近代中國落伍了。西方一些國家率先開啟了人類工業化、現代化大幕，而中國閉關鎖國、持續在農業社會的生產力水平上徘徊，最終墜入落后挨打的悲慘境地。1840年鴉片戰爭失敗后，中國人民雖然奮起反擊，但直到有了中國共產黨，才迎來了獨立和解放的曙光。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，結束了帝國主義對華的侵略和殖民史，結束了中華民族四分五裂的內亂，開啟了現代化的歷史征程。新中國成立后，中國共產黨以巨大的自我革新的勇氣，探索著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，建立起了比較健全的工業體系，特別是國防工業為新中國奠定了大國根基。僅以經濟為例，按照當年價格計算，我國GDP年均增長6.65%，人均GDP也翻了3倍。這就為改革開放提供了政治保障和工業化基礎。
“改革開放使我國以世所罕見的速度發展起來”。1978年的改革開放，使我國的現代化進入了“高速時代”。中國共產黨以擁抱世界的強大自信，堅持面向世界、面向未來、面向現代化，勇于學習和借鑒人類一切文明成果，按照“三個有利于”的標準，對國家治理體制進行自我革命，中國的政治制度和改革開放為中國騰飛提供了“雙引擎”，中國人民創造了后現代化國家的發展奇跡。從1978年到2016年的38年，我國經濟年均增速超過了9%。這期間，GDP翻了204倍、人均GDP翻了142倍、城鄉居民收入分別翻了98和93倍。中國創造出來的連續30多年的發展速度、發展成就，世界其他國家還未曾擁有過。
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依舊“風景這邊獨好”。黨的十八大以來，恰逢世界經濟陷入國際金融危機后的深度調整，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。5年來，黨中央順應實踐要求和人民愿望，推出一系列重大戰略舉措，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。中國經濟繼續呈現出勃勃生機，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，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再上新臺階。2013-2016年，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7.2%，高于同期世界2.5%和發展中經濟體4%的平均增長水平。我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達到30%以上，超過美國、歐元區和日本貢獻率的總和。尤其是經濟發展質量持續提升，經濟發展方式向中高端水平邁進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深入實施，新動能新產業茁壯成長，基礎設施水平持續提高，全面深化改革蹄疾步穩，四梁八柱性改革框架基本確立，對外開放向縱深推進，綠色發展步伐加快，生態文明建設取得新成效。國際社會普遍認為，中國的發展勢頭不可逆轉。
我們更加堅信“中國的月亮也是圓的”。曾幾何時，“西方的月亮比中國圓”很有市場。但事實勝于雄辯，實踐才是最終標準。IMF數據顯示，1986年中國人均GDP是282美元，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印度為324美元，30年后的2016年，中國人均GDP增長到8113美元，而印度只有1723美元，中國是印度的4.7倍。這期間，西方發達國家經濟低迷，日本已經徘徊了20多年，美國也以逆全球化自保，一些國家戰亂、內亂不斷，貧富差距擴大，民粹主義抬頭。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“風景這邊獨好”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取得的偉大成就，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，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、提供了中國方案。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對自己的道路、理論、制度、文化高度自信。我們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信心倍增。
習近平總書記指出，分析國際國內形勢，既要看到成績和機遇，更要看到短板和不足、困難和挑戰，看到形勢發展變化給我們帶來的風險。這一充滿辯證法的思想完全切合實際。我們必須保持清醒頭腦，亦如鄧小平同志曾經指出過的，“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”。當前我國改革發展面臨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戰，前進道路上還有不少困難和問題。
我國改革開放的起點生產力水平較低。1978年，我國GDP總量只有3679億元人民幣，人均只有382元，農民人均純收入只有133.6元，城鎮化率只有17.9%。根據IMF的統計數據，1980年中國人均GDP是309美元，而以貧窮著稱的北部非洲，當時人均GDP則為1551美元，是中國的5倍。而此時，西方國家在現代化道路上已經跑了200多年。中國改革開放8年后的1986年，日本、美國在GDP總量上分別是中國的6.85倍、15.15倍，人均差距更是達到61和68倍，甚至于世界平均水平都是中國的12倍。我國是在中西方巨大發展差距條件下開始改革開放偉大進程的。
取得了巨大成就也積累了諸多矛盾。我國改革開放，首先需要補上初級工業化這門課，這是邁向現代化進程中繞不過去的歷史階段。充分發揮“后發優勢”是中國現代化成功實踐的重要經驗。我們打開國門，引進西方的資本、技術、管理經驗、低端產業，利用低廉的土地、人力等生產要素，通過要素驅動、規模擴張、引進模仿來實施追趕戰略。但是，隨著生產力水平的迅速提升和經濟總量的快速增長，既有的發展方式遭遇的問題也在持續積累。生產力是最活躍的因素，而生產方式變革則呈現明顯的滯后性，很多問題“潛伏”了下來。當我們舉目回首38年的偉大歷程，我國GDP已經翻了204倍，而變革滯后的發展方式，已經遠不能適應生產力的進步。
中國經濟進入了潛在問題顯性化的集中爆發期。依靠土地資源、勞動力資源等的規模投入來驅動發展，隨著經濟體量到了今天這樣的規模，我國乃至世界的資源擁有量均已承受不起。建立在滿足溫飽需求、饑不擇食地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發展方式，已經嚴重危害生存質量甚至傷及子孫。以少數人先富、能快則快式思維指導下的發展，已經造成區域失衡、城鄉失衡、產業失衡、貧富失衡，經濟的體系結構亟待重組。我國改革已經進入啃硬骨頭的攻堅期。隨著與西方國家發展差距的顯著縮小，西方國家的資金優勢、技術優勢持續減弱，引進模仿、學習模仿、集成模仿的開放模式已難以為繼。更重要的是，中國人民生活已經實現從貧困到小康的根本性變革，正在向更高級的小康邁進，超過2億人的中等收入群體強勢崛起，每年還以2000多萬人的規模持續增長，中國大地正在發生史無前例的需求革命，而供給端以中低端產能為主的供給局面已嚴重滯后，推進供給革命、實現在更高水平上的供求新均衡已迫在眉睫。
新階段要牢牢把握
習近平總書記曾經深刻指出，如果仍然想著過去的粗放型高速發展，將使發展中的矛盾和問題進一步積累、激化，最后是總爆發。因此，總書記強調必須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，把認識、適應和引領新常態作為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，努力保持經濟可持續健康發展勢頭。
必須始終堅持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，全黨要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國情，牢牢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。他多次強調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興國之要，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，是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。這無疑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階段的首要使命。盡管經歷了近40年的高速發展，2016年我國人均GDP也只有8113美元，美國仍是中國的7倍多，日本仍然接近中國的5倍，世界平均水平還高出我國27%。特別是貧困情況，按照標準，我國還有4000多萬人沒有解決溫飽。正是基于這樣的生產力水平，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我國經濟發展的奮斗目標，即經濟總量和人均收入，2020年要比2010年翻一番。根據這個目標，我國“十三五”期間年均GDP增長率需要保持在6.5%以上。我們不能唯速度，尤其是在轉型發展新階段首要的是經濟增長質量，但是沒有一定的增長速度也是不行的。我們要在提高增長質量的前提下，努力保持中高速增長勢頭。
堅定不移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。新階段，速度問題根子上是結構問題，表面是需求不足，實質是高質量供給跟不上。必須堅持從供給側、結構上想辦法、找出路，努力實現供求關系在高水平上的平衡。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，需要全面落實創新、協調、綠色、開放、共享五大發展理念，特別是要加快創新驅動發展步伐，促進實體經濟發展和產業整體升級。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，最終目的是滿足需求，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給質量，根本途徑是深化改革。要把創新發展的立足點放在市場主體身上，把提高市場主體內生動力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，完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體制機制，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，打破壟斷，健全要素市場，使價格機制真正引導資源配置。當前，仍然要把推進“三去一降一補”作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抓手，緊緊抓住處置“僵尸企業”這個牛鼻子，用“釜底抽薪”的辦法去低端產能。
堅決打好“三大”攻堅戰。推進新階段的發展，必須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。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，要突出抓重點、補短板、強弱項，特別是要堅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、精準脫貧、污染防治的攻堅戰。要積極穩妥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，深入扎實整治金融亂象，切實穩定房地產市場，積極穩定外資和民間投資。能否按期實現全面小康，不僅是兌現我們黨莊嚴的承諾，更主要是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質決定的。要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優勢，通過扶貧來脫貧，并把制度扶貧、增強自身造血能力放在重要位置。打贏污染防治攻堅戰，是推進轉型發展、提高發展質量的重大戰略抓手，也是檢驗發展質量的關鍵。要加快完善生態文明體制機制，強化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治理，推動綠色低碳能源開發利用，加快推進農業綠色生產和生態建設，實現經濟發展和生態保護共贏。
以“一帶一路”倡議引領高水平對外開放。我國對外開放的“后發優勢”已顯著減弱，作為舉足輕重的經濟大國，被動接受全球治理規則的時代已經過去。“一帶一路”是新階段引領國家發展轉型、提高對外開放水平、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主要抓手。要積極完善功能區規劃，通過“一帶一路”來促進區域均衡發展，尤其是加快中西部發展步伐。要加快“一帶一路”的公路、鐵路、空路、海路、油路、氣路、纜路，以及機場、碼頭和沿線沿路的開發建設，充分利用我國巨大的基礎設施建設能力，加快整個流域在基礎設施上的互聯互通。要按照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，本著平等互利的基本原則，讓沿線沿路國家中國發展紅利，向沿線沿路國家貢獻中國智慧、提供中國方案。要通過加強“一帶一路”建設，鞏固和捍衛國家陸權和海權利益，為實現中華民族完全統一和偉大復興創造條件。中國已經是全球經濟增長的最大貢獻者，實現全球可持續發展需要中國，我國自身發展也離不開世界，我們有責任、有能力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發揮更大作用，要通過“一帶一路”釋放中國力量，抵御逆全球化的逆流，聊城鋼管廠為世界經濟可持續增長注入正能量。